然而，也有工作人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提到：有成百上千的诉讼程序，且需要当事人对是否参与视频录像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21] 黄文艺：《中国法理学30年发展与反思，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在此情形下，遵循自由、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精神和原则就顺理成章。
然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被实证分析法学等批判而衰落的自然法理论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又奇迹般的复活和复兴了。中国往往用经、史、子、集来涵括中国古代典籍。尽管经过一个多世纪，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法律知识和理论体系初步建立起来，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能力和技艺有了较高水平，整个社会的现代法治理念与意识已经初步确立，但是，面对当前迅猛发展的中国现实之需求，诸多需要法学解决的问题和难题还很多，法学理论还急需自我创新和发展，法学研究者对社会的贡献还不够。邓正来提醒我们，权利本位范式是否还中国法哲学的研究范式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与追问。部门法学则主要以现行的法律规范为根基，法律史学的根基在于历史的材料，两者都具有可见且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客观性，更容易形成共识和学术共同体。
而法理学中的法理更多是一个学术和理论概念，强调的是理性而符合逻辑的分析和阐释能力，可以与学科相联系，即法理学，而法治则不可能有法治学。在以维持基本秩序为主要目的的刑法中，秩序则是正义的最集中表现，而平等地得到刑法和刑罚的对待，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如何用好纳税人的钱以提高效率则是次一级的目标追求。类似基督教中的千禧年追求，上帝的降临只能被不断地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证实上帝审判，恐怕基督教也将面临丧失信仰色彩的难题。
因此，中国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西方哲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主人与奴隶这样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长幼有序，很大程度上就是肯定自然时间延续所形成的客观政治效果，因此代际政治有利于政治稳定。这条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开创并最终由邓小平完成，由此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经济建设的理论。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可能脱离全球而独善其身。
报告明确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迫使邓小平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的体制机制，开始全面强化党的领导，不仅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而且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创立的党的领导、国家领导和军队领导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由此党和国家开始出现了整合趋势。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就提出一个引发全党深思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为什么两千多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表面上看，这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但深层根源要从赫鲁晓夫借批判斯大林而搞修正主义开始。当然，如果缺乏共产主义这种更高理想信念的引导，仅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能让中国在前进中迷失方向。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并不矛盾。这种现实的历史处境导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长期韬光养晦。
党的十八大报告由此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由此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德国模式还是20世纪的苏联模式，这两次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挑战始终是西方文明内部发展道路的分歧。一带一路倡议是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和大格局来重现丝绸之路时期东西方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和稳定。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当时中国面临双重危险：一个就是重蹈苏联崩溃覆辙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另一个就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封闭僵化的老路。
恰恰是他们的政治努力创造了政治时间，从而形成了后人进行时代划分的坐标。由此发展出的大国派主张只有采取自由民主宪政才能真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英美宪政由此必须成为中国崛起的政治样板，而德国和前苏联的失败将是中国崛起中的反面教训。
西方思想家之所以不断反思西方民主制的弊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民主体制在败坏人性，尤其金钱和媒体操纵的竞争性选举将民主蜕变为选主，这种制度很难培养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家，而很容易产生服务于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这个新时代已被海内外敏锐的学者称之为习近平时代。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有不少人评价为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封建复古思潮沉渣泛起，商业资本与文化资本相结合，试图推动各种封建依附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团团伙伙渗透到党内。美国试图重返亚洲，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也是以此为借口。这些原则和理念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发展。这套新党政体制无疑是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体制，又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旧党政体制，成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新体制。
而现代政治秩序则奠基于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的建构。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党的领导和法治主张出现了潜在的张力。
政策和策略之所以被看作是党的生命，就在于考验党是否有智慧、有能力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矛盾中辨识出主要矛盾，认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能够真正把握历史跳动的脉搏。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改革开放时期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并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
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导向中国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后来一度走到了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但是这种独立自主寻找发展道路的革命斗争精神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上全面锻造了年轻一代的中国精英。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之所以越来越自信，底气就来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既定的社会主义框架中增加中国特色，而是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探索并定义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理念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如果丧失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的哲学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就丧失了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理论法宝，必然丧失理想信念的价值支撑和凝聚人心的理论武器，从而为各种政治思潮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此外，法治发展推动了人权保护，一些有政治诉求的运动就借人权和法治的名义展开，通过法治实现民主也因此成为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新策略。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哲学构想，那么当苏俄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变得尤为迫切。
改革开放实际上重新回到了论十大关系所开辟的道路上，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贡献这个概念出现了11次，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最多的一次。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新时代表述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重提共产主义概念时并没有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脉络里重提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概念，而是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格言，把共产主义从西方实证科学传统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巧妙地转化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从而将共产主义提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学重新激活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所具有的精神能量。
可以说，经过这70多年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的历史性跨越。西方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理论表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哲学思维方法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演绎，而未能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传统，未能将这些理论概念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结合起来，未能理解中国哲学所固有的独特的解经方法。
随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国模式对英美模式的挑战也宣告失败。而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其中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在矛盾论的世界观中，斗争并不具有必然的绝对地位，是否要进行斗争乃至于采取怎样的斗争，最终取决于在实践中对矛盾及其性质的判断，取决于对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精确把握。因此，中国人，尤其是政治家，都追求建功立业以名留青史。
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开始，这个概念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方案的雄心恰恰在于立足中国文明传统来吸收世界上所有文明的长处，从而推动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最终建立超越西方文明并包容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秩序。
在文革中一度出现了摧毁国家机器，以党代政的乱象。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作为历史命运的主体。
然而文革之后，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对全人类的贡献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恰恰证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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